上海名医指南——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副主任医师【王奇峰】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预算管理单位,于1931年3月1日正式成立,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的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也是中国成立最早的肿瘤专科医院。

目前医院实际开放床位1300余张,设有头颈外科、乳腺外科、胸外科、胃外科、大肠外科、泌尿外科、胰腺外科、肝脏外科、神经外科、上海419论坛!骨软组织外科、肿瘤妇科、肿瘤内科、放射治疗中心、中西医结合科、综合治疗科、麻醉科、放射诊断科、检验科、药剂科、内镜科、病理科、超声诊断科、放射诊断科、心肺功能科、核医学科、营养科26个临床医技科室。

截至2017年底,医院有教职员工2147人,其中执业医师557人,护理人员951人,医技人员390人;正、副教授275人;博士生导师58人,硕士生导师75人。其中,刘泰福为美国放射学院院士、欧洲放射学会荣誉委员,蒋国梁为美国放射学院院士。

作为复旦儿科医联体组织中重要的群体,复旦儿科医联体10位学术主任在助力综合医院儿科发展进程中功不可没,带动综合医院儿科医教研全面提升,推进复旦儿科医联体“同质化”发展。

王奇峰,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副主任医师,200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本科,2008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院获病理与病理生理学硕士,201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肿瘤学博士。2008年参加工作,一直从事病理诊断工作,2013年起在肿瘤医院病理科任职。目前主要专业方向为头颈及胃肠专科病理诊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一项,以第一作者发表高质量SCI论文3篇,总影响因子大于28分。

比说好的采访时间晚了三刻钟,他一直在忙,今天的病人特别多,要看的片子也特别多。我们隔着一道门,门内是病理科,门外是等着诊断报告的众生,焦灼,不安,度时如年。我和他们挤在一起,那是最难熬的三刻钟,那种氛围下,寒意和恐惧直钻入骨头缝里。

“肿瘤,具体比如恶性肿瘤,就是人生路上的一个红灯吧。等红灯的阶段,就是在医院治疗看病的阶段,红灯变绿灯后,我们的生活还是要得继续的。”他对肿瘤的观点,明显和众生不同,是看惯秋月春风,还是经历过惊涛骇浪的一种通达?

在他看来,生命充满未知,病理医生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过诊断和不漏诊断,“最重要的是不过诊断,一旦酿成大错,追悔不及。”

他一天要看几百张片子,在胃肠领域和头颈领域,他不允许有蛛丝马迹逃过他的双眼,“有时候很痛苦,病人在别家医院诊断没事,在我这里就过不过去,本来还欢声笑语,瞬间就崩溃了,没办法,我必须真实地告诉他。”

临别时,他说想带我看看病理照片,“显微镜下,其实很美,鲜艳神秘。”我婉拒,我的神经远没有他这么坚强,纵然美丽,那也是恶之花,有恶之花在,人间就不得安宁。所以,请你滚蛋,肿瘤君。

王奇峰:我本科是临床专业,2005年本科毕业后,研究生阶段就被保送到病理专业了,既然已经选择,那就安心做好。

王奇峰:坦率来讲,我只是一个刚刚入门的病理医生。在我们科室算是中等水平吧。但是得益于肿瘤医院病理科这个同行眼中的“圣地”,我的进步,和其他的医院同行相比,要大的多。

王奇峰: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现在越是老练的医生,也许当年犯的错误越多。目前,我个人还没有特别大的失误,只出过一些程度上的判断失误,后来都弥补了。

王奇峰:需要沟通,尤其是我们做会诊的时候。简单举个例子,大多数病人不太了解病理科的医生是干什么的,病人常常拿着报告找到我们说要化验一下,而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显微镜下依靠我们的双眼和大脑做出诊断,病人拿到的报告,是我们用专业的思考得出的结果,而非昂贵的检测机器给出的化验结果。其他比如肿块长了多大,多久,最近有没有突然长快等等,都是需要沟通后,才能了解清楚。

王奇峰:第一,当然是得实事求是,第二,得注意一些措辞,我对科里王朝夫教授说过的一段话记忆特别深刻:比如,低分化癌和差分化癌,这两者是一个意思,但是当你说低分化癌的时候,对病人的打击会缓和一些——病人可能对“低分化”并不理解,但“差分化”就很明显是一个不好的词了。还有“高分化”和“分化较好”这两个词,明显“分化较好”听上去希望比较大。

王奇峰:不寂寞,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纠结去处理:是不是肿瘤?是良性肿瘤还是恶性肿瘤?是什么类型的恶性肿瘤?要去查书,要去问高年资专家教授,要查看病史,还要去问临床医生。纠结完之后还要自己总结经验,争取早日不再为同样的病例纠结,同时去发现层次更高更难得纠结。纠结的过程就是成长的过程。

唐晔:在病理科门外看到病人脸上的表情,真的很难以接受,您作为医生,关于肿瘤,您是怎样看待的?

王奇峰:我们的工作环境以及平时接触的事物都是和肿瘤有关,我们的承受能力相比较病人来说更强一些。但是,我们不能代替病人承担那种痛苦——我知道那扇门外,他们内心充满焦虑,拿到报告,等于拿到了生死判决书一般。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在诊断的过程中更加仔细认真,不要出错,让病人承受不必要的痛苦。

当然,良恶性肿瘤的确诊有时候是很难的,有一些是没办法百分百确诊的,我们也没办法用专业术语告诉病人或者家属,也许会举例让他们明白——如果把肿瘤比作人,人当然有好人坏人,剩下一些人介于好坏之间,让人琢磨不透,肿瘤也是同样。这样说,病人更容易接受,比得到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要好受一点。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王奇峰:我觉得,肿瘤,确切说是恶性肿瘤,就是人生路上的一个红灯吧。等红灯的阶段,就是在医院治疗看病的阶段,红灯变绿灯后,我们的生活还是要得继续的。

王奇峰:临床医生做的比我们的更多,我们有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首先做的是告诉对方事实,然后从对病人有利的角度去分析疾病,比如,有些是良性的,手术切干净就好了;有些虽然是恶性的,但是属于恶性程度比较低的;有些恶性程度高,但临床上还处于初期的,没有发生转移;有些虽然恶性程度高而且已经转移了,但是除了手术、放疗及化疗这些常规治疗手段之外,还可以利用分子靶向药物来治疗。通过这些沟通,我想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平复一下情绪,冷静下来,建立积极治疗的信心。

王奇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难回答。生命可以理解为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有些人创造了人生辉煌,有些人赢得了长久爱情,有些人畅享天伦之乐,有些人战胜了疾病重获新生,也有些人就此倒下。有些病人因为承受不了这其中的委屈或痛苦,最后自己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在我身边还真的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过,我每天都在同一个摊位买早点,有一天,那个卖早点的摊主说他哥哥得了食管癌,找我咨询,我帮他哥哥确认了病理结果之后,向他推荐了医生去治疗。之后没多久,我问起他的哥哥情况,摊主说他哥哥已经走了——接受了一次化疗之后受不了了就自杀了。如果他接受了科学的治疗方法,一定能活得长久些。所以,生命充满了未知,我们要过好每一天。

王奇峰:就一个字“难”。我们看的是一个微观世界,同一种病有千变万化的形态,需要我们去发觉去体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病理科医生属于是全科医生,从轻微的炎症到恶性肿瘤,从头到脚,从皮肤毛发到内脏器官,不同部位不同疾病都得会诊断。现在我们肿瘤医院病理科向国外著名的一些病理诊断中心学习,设立了不同的亚专科,有助于医生更精更钻,像我的话,将来主要精力就会放在头颈和胃肠两个亚专科的学习上。

王奇峰:我们是诊断肿瘤的,就肿瘤而言:首先,肿瘤种类繁多,不同系统加起来可能会有上千种,一些少见的类型,干了一辈子病理医生都不一定碰得到一例。其次,肿瘤类型和定义在不断变化,每年都有新发现的肿瘤加入,也有一些被剔除的;有拆成两种的,或者合并成一种的;有恶性的变成交界性的,或者交界性的变成恶性的。还有就是现在强调肿瘤的个体化治疗,以前比如一例胃癌,我们只需要告诉病人和临床医生这是癌就行了,但是现在,我们要做癌基因的免疫组化检测,指导化疗药物的选择性运用,要做一些基因检测,看是否可以用靶向药物治疗,要对一些手术前新辅助放化疗的病人,做出疗效评估,病理上是完全缓解了,部分缓解了还是压根没用。总的说来,一切都需要做得更加细致。我觉得,随着人类对肿瘤认识越来越深,肿瘤病理诊断也会越来越难。

王奇峰:第一,不管外人怎么看待病理,在我眼里,它是一份谋生的职业,一份稳定的工作。第二,上海肿瘤医院病理科,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在这里我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这也是一种收获。第三,在这几年里,我认识了重情义的导师;发表了满意的论文;申请到了自己的课题;掌握了许多诊断技能,逐步胜任了自己的工作;我还拓宽了自己的眼界,知道了外面世界那么大,可以出去看看。收获很多。

王奇峰:压力还是挺大的,每天八点钟开始上班,到了医院后就看片子,每天有几百张的片子要去看。冰冻班会有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等着你的报告决定手术方式,会诊班会有病人在门口等着你的报告。我每天都是六七点钟左右下班,还只是完成了日常工作,学习科研只能占用休息时间。

王奇峰:我一周工作五天,每天都很忙,没有什么娱乐,睁眼干活,干完睡觉。但周末我尽量不安排工作,在家里多陪陪家人,或者出去玩玩,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缓解吧。

王奇峰:蛮好的。病理是搞形态学的,需要有记忆的天赋,我觉得自己这方面能力还行,所以挺适合这份工作。

王奇峰:也许我愿意尝试一份新的工作,比如和创造美相关的职业,我有可能会做一个厨师、化妆师或者是服装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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